战斗民族疯狂记——苏联首先是俄国的，其次才是社会主义的
小炒注：“历史不会重演，但总会惊人的相似。”——马克吐温
关于苏联，绝大部分国人对它都有两个误解。
将苏联与沙俄、现代俄罗斯割裂开来，认为它是历史的独特存在，是横空出世的。这大错特错，苏联也是俄国历史的延续。苏联的极权体制、大清洗、五年计划、社会结构等等，都是沙俄历史的变种。
还认为苏联的强大，主要是因为采用了社会主义体制。这也是不对的，至少避重就轻了。一方面，苏联能在某些方面特别强大，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俄国已西化两百多年，从19世纪开始，沙俄的GDP和工业产值就长期居于世界前五。所谓沙俄的落后贫穷，只是相对于欧美这些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而言，它的实力轻松吊打奥斯曼、清朝、波兰等传统强国。
另一方面，俄国的西化是专制国家自上而下的改革，国家力量长期居主导地位，苏联标榜的社会主义体制是沙俄国家主义传统的激进演化。
苏联存续70年，它的发展轨迹依然遵循着俄国的内在发展逻辑。接下里，小编就从历史延续的角度，撇开宣传因素，带你再认识一下这个帝国。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庞大、精密而全面的哲学体系，是一门科学。它的理论基础源于18世纪启蒙运动、古典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德国哲学。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实践性的哲学，希望改变这个不平等和苦难的世界，这就有了一点宗教的味道。
所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常常使用救星和神圣的词汇来勾勒社会主义梦想，承诺人和历史的合力将结束人类的剥削和苦难，极富有煽动性。
“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
所以，对于在现实中找不到国家出路的知识分子而言，它的科学性与实践性是很有吸引力的。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在沙俄广泛传播。
整个体系的核心是“辩证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强调物质决定意识，推广到人类社会中就是经济基础是最重要的，所以马克思主义政党无一不重视经济发展。辩证法强调事物是在“矛盾-解决矛盾-新矛盾”中迎来质变的，推广到人类社会中，这个矛盾就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革命是解决方法，人类就是在这种矛盾与斗争中实现历史的进步。
“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
这个理论唯一一个不大合逻辑的是，它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标志着这种历史进程的结束，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将使得人类进入自由与平等的新天地。
这个逻辑漏洞，以及历史发展的打脸，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在西方逐渐失去市场。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中叶，到了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远远不同于当时。日益扩大的殖民主义和全球经济、第二次工业革命、工人阶级令人吃惊的保守与顺从，使得马克思主义亟需调整。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基础是工人阶级的庞大，而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工人阶级微弱。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马列主义的历史背景。
在全球化上，列宁提出殖民地人民是天然的革命盟友，所以列宁重视东方；在工人阶级微弱上，列宁将资产阶级阵营的贫苦农民列为革命力量，并提出必须要有先锋党来领导工人阶级的斗争；在俄国的专制传统上，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民主成分。
最终，凭借辩证法的精妙演绎，认为社会主义将出现在俄国这个资本主义“最薄弱的链条”，而不是欧美这样的资本主义强国。
列宁不仅以激进的方式改造了马克思主义，还加入了本土的民粹主义。
列宁是在民粹主义的环境中长大的，他的哥哥就是民粹主义分子，但列宁反对民粹主义的乌托邦，却对民粹主义者的个人英雄主义和意志坚定深有同感，这就是苏共革命暴力的思想渊源。
可以这么说，如同道家是儒家的反面存在一样，马列主义也是资本主义的反面存在。反对资本主义，必然回到马列主义。
在接下来苏俄的历史演变中，俄国的历史传统随处可见，而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早已面目全非。
在俄国两百多年的西化过程中，两极分化十分严重，这源于经济领域的大发展与社会领域的长期停滞，导致工业化始终改变不了农业国的本质，从而提供了激进主义的土壤。这是俄国的独特性。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对这个旧政权失望透顶，这种深恶痛绝，不亚于近代中国对清朝的绝望。
尼古拉二世退位及二月革命后，俄国成立了多党制的临时政府，但这个自由而民主的政权十分无能，无力改变国家的经济下滑和秩序崩溃。
士兵呼吁退出一战，农民渴望得到自有土地，工人要求拥有工厂管理权以反抗过度剥削。但临时政府对这些要求熟视无睹，依然坚持一战。
临时政府表现拙劣，布尔什维克宣扬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平均地权太有诱惑力，这给了激进的布尔什维克登上舞台的机会，否则，列宁很可能将是1917年的一个脚注而已。
大众充满了沮丧，爆发了“七月事件”：工人和士兵大暴动。当苏维埃领导人去安抚群众时，有人对他们吼道：
“夺权，你们这些狗娘养的，权力已经给你们送上来了。”
当列宁所在的布尔什维克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已到时，苏维埃内部认为他完全脱离了社会现实。苏维埃根本没有做好夺权的心理准备。
当时的苏维埃，内部主要有三派：激进的布尔什维克、温和的孟什维克、民粹派的社会革命党。前两者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三者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后来，孟什维克被排挤，高层移居海外；社会革命党分裂，一部分转战地下，一部分加入布尔什维克。
十月革命，与中国血与火的解放战争完全不同，它更像是武昌起义，一夜之间起义成功。
与苏联官方所宣扬的爆发激烈斗争不同，冬宫并未发生武装冲突。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也就是阿芙乐尔巡洋舰发射的炮弹，实际上是空弹头。起义者占领办公大楼和公用设施，与其说是武装夺取，还不如说是驱赶。
旧政权不废吹灰之力就瓦解，新政权顺利得不像话。所以，并不是马列主义选择了俄国，而是俄国选择了马列主义。
在官方宣传里，十月革命胜利后，国内外敌对势力不甘心失败，它们联合起来，企图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扼杀在摇篮里。仿佛社会主义就是原罪。
这种内忧外患，在俄国历史上屡次发生过，此次没有什么独特性。不过是权力之争和领土之争的周期性上演而已，与社会主义本身无关。它是俄国的地缘和历史造成的。而且也没有什么联合绞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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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专制体制列宁一开始所做的，本质是是重建俄国的专制体制。
1918年1月，他直接解散杜马和立宪会议，打击上层者以启用革命者担任政府官员，复活政治警察机构“契卡”。
从而建立了布尔什维克暴力独裁的行政机构。这套专制体制，与沙皇的最大不同就是，由革命者组成的现代官僚机构，取代贵族，成为行政管理人员。
经济上，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其本质是沙俄国有化传统的深化。
为了供应城市，将土地国有化，强制征粮。这是沙俄农奴制经济的尾巴，那时沙俄也是奉行土地国有制，对农民的剥削一向很重。
再将国家资源全部国有化，私营企业几乎销声匿迹。这是为了满足内外战争的物质需求，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无关。俄国的经济本就已崩溃，为应对激增的战争支出，必须采取极端的国营政策，才能快速弥补财政。这种手段，在中国封建王朝也屡试不爽。
在这里，必须说明国有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很多马克思主义政党搬出马克思语录：生产资料的全国性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全国性基础。却选择性忽视马克思“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句最重要的话。
马克思对公有制的定义，就是让自然人拥有生产资料，人人有份。这就是社会化，这就是公有制，而不是政府所有制。将公有制等同于国有化，是典型的偷换概念。
列宁为苏联的专制主义打下了基础，当斯大林完成农业集体化时，专制制度得以真正确立。
全面国有化、集体农庄、集权专制，辅之以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新的三位一体，取代旧式三位一体：农奴制、农村公社、集权专制和东正教信仰，构成了苏联的专制体系。
专制制度借尸还魂，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在俄国完美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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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分裂苏联初期的内部分裂有两个：内战和民族独立。内战是政党的权力之争，民族独立是历史原因。都与社会主义无关。
在沙俄的杜马议会中，主要有三派：保守主义者、自由民主者和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又分成温和派和激进派，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是激进派。
布尔什维克顺利夺权后，解散议会，恢复独裁，这些反政府势力自然不服：辛辛苦苦几十年，被别人摘了桃子，便联合起来企图推翻现有政权。这就是“白卫运动”。
所以，“白卫运动”与其他国家内战的性质一样，本质是权力之争，与意识形态无关。如果是自由民主者夺权，俄国一样也会爆发内战。
红色部分是苏俄，蓝色部分是白军
红军控制着交通干线和俄国的心脏地带，红军在人数、装备和纪律上都占据上风，“白卫军”各自为战、也没有统一领导。到1920年底，内战基本结束。
这场内战，不是宣传上的什么以弱胜强的军事胜利，而是一场很正常的平叛。
关于民族独立，在《战斗民族养成记——血染的风采》中就提到过，俄国在扩张过程中征服了太多民族，很多民族有着自己的独立文化和语言，俄国本土文化相比它们并不一定占优。因此，一旦中央政府丧失权威，内部分裂很容易发生。
1917-1918年，芬兰、波兰、波罗的海三国、外高加索、中亚地区，纷纷独立，沙俄解体。这些国家都是18世纪后才征服的，独立倾向一直较强，特别是芬兰与波兰。
到了1922年苏联成立时，出于军事合作和经济抱团取暖，有些独立国家又自愿回归了。这时就已经埋下了下一次分裂（苏联解体）的种子，在民族自决基础上，加盟共和国是出于政治目的才联合在一起的，加入后各国依然保留较强的政治独立性。国家向心力本就不足。
没有文化统一的纽带，一旦苏联衰落，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
这些历史因素就是苏联解体的内在依据。
也可以看出，苏联的庞大疆域，是继承了沙俄的领土，而不是开疆拓土导致的新增。所谓社会主义优越性吸引各国加入，是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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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真半假的外国干涉始于1918年的干涉行动共涉及14个国家。主要是英美日，其他国家只是象征性地部队。
日本图谋占领远东、英美等协约国看重的是俄国的港口。尽管他们有时支持“白卫运动”，但一直避免与苏维埃发生直接冲突。
而且，由于一战刚结束，这些军队十分厌战，压根不想干涉。法国海军在黑海就发生了兵变，美国大兵迫切希望回国，英国在野党十分反对出兵干涉。
因此，必须看到，外国的干涉，绝对不是苏联官方所宣传的帝国主义狼子野心、一心企图扼杀新生共产主义政权的行动。
一战时，俄国就被德国打得落花流水。此时，俄国衰退得更厉害，而英美日发展快速，相比战前，差距更大。也就是说，列强若真想推翻苏俄政权，布尔什维克几无招架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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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大转向内忧外患平息后，苏俄奄奄一息。1921年出现了可怕的饥荒，棉花产量只有1914年的5%，钢铁产量只有1914年的2%。惨不忍睹！
国家经济已经崩溃了，这就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历史背景，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原因差不多。
与战时共产主义截然相反的新经济政策，从1921年延续到1928年，是一次“国退民进”。国家退缩到上游战略行业，开放下游行业给民间，给予农民对土地的支配权，力图国家经济的快速恢复。当然，政治上还是保留绝对的控制权。。
新经济政策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到1928年，苏联的农业和工业产能基本恢复至战前水平，GDP位居世界第五。不靠集权体制，宽松环境也能实现经济大发展，国有化不是唯一办法，甚至不是最优办法。
但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快引发了苏俄高层的路线之争：延续新经济政策，还是重回国家社会主义战略？
在官方宣传里，很多人都认为苏俄没有建设社会主义可参考的蓝图，完全是凭借着革命者的首创精神的意志坚定，才创造出奇迹。
如果按照这种说法，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也没有参考对象，它们创造的奇迹更能反映出西方人士的进取精神。
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战略，并非没有参照，它是沙俄国家资本主义传统的极端表现。
与列宁寄希望于西方国家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不同，斯大林认为“在一个国家首先建立社会主义”，极大了迎合了当时人们希望国家复兴、盼望强人出现的普遍心态。
这是因为苏联面临着险象重生的国际环境。西边的德国及东边的日本都在擦拭盔甲、磨砺宝剑，英法美的国力更在苏联之上。外敌入侵成为一个现实的巨大威胁。
内部，苏联刚成立不久，民族独立依然记忆犹新，国家百废待兴，如何避免加盟共和国的再次分裂，成为一个更显迫切的问题。
外敌入侵、内部分裂，两把达摩克里斯之剑，这就是斯大林国家主义与独裁统治的历史依据。而这与意识形态无关，是俄国的地缘和历史演变所决定的。
“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50或100年。必须在十年内赶上这个差距。我们必须要做到这一点，否则我们会被摧毁。”——斯大林
斯大林以血腥方式夺取独裁权力后，放弃新经济政策，实行“国进民退”的全面国有化。其本质在于，以牺牲民间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换取国家重工业和军事力量的大发展，重走沙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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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计划不是创新，是沙俄政策的延续五年计划的根本目的在于快速实现富国强兵的工业化，政策层面以优先发展军事重工业和深入发展集体农庄为核心。
苏联的国情与沙俄类似：雄踞全球第五的GDP，掩盖不了农民占绝对优势的农业国本质。新经济政策能解决民贫的问题，但它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来快速支持大规模的工业化。而工业化，最需突破的瓶颈就是大量的资金。
钱从哪里来呢？自然想到了人口庞大、家里有点余粮的底层人士。政府首先打倒新经济政策孕育而成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乡村富农，将他们的财产收归国有；然后，以集体化生产取代个体种植。
通过集体化，以强制征粮和低价收购，在农民身上快速获取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工人也没讨到好处，半军事化的工作状态、以及生产力提升过程中持续压低工资，工人也在为国家贡献源源不断的财富。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与沙俄时期加重农奴剥削、以商税弥补财政开支，大力发展重工业和军队，没有本质区别。
1933年，希特勒掌权，日本侵占远东，军事需求更显迫切。斯大林接连推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直到1941年德国入侵为止。
从国家角度讲，五年计划毫无疑问是成功的。近90%的资金投向重工业，工业产值跃升至世界第二，工业产量占世界比重从1913年2.6%和1929年的3.7%攀升至1937年的13.7%，发电量从十五位跃升至第三位。红军拥有了高度发达的军工业。
我们始终不能疏忽的是，苏联的惊人成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取得的，是建立在沙俄西化两百多年的工业基础之上的。因此，对苏联的五年计划，要理性看待，不宜过分夸大。
一方面，它并非是在一贫如洗的大地上建造大厦，而是在GDP全球第五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步，在和平环境下沙俄旧政权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西方发生了史无前例的1929-1933年经济危机，国际资本纷纷进入俄国，此消彼长，才使得五年计划更加耀眼。
在经济结构上，沿袭了沙俄时期国家力量和外商投资主导的特征。
同样是五年计划，新中国取得的成就就小得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近代中国的工业基础远远不如沙俄。
与沙俄一样，国家工业迅速发展的代价，就是牺牲农业和轻工业，造成民众的贫穷困顿。它能建造世界最大的水电站，却造不出足够的袜子。
工人处于准军事动员状态，工作任务严重超标，由于轻工业被选择性忽视，工人的生活消费品短缺、住房匮乏、还有刻板的定量配给，使得黑市成为苏联经济体制的重要部分。专制体制还造成了经济领域极度的官僚作风、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的低劣。
农民最悲催。他们被强迫加入集体农庄，集体农庄属国家所有，效率低、税负重，农民无力反抗，苦不堪言。这是继承了沙俄时期农村公社制的弊端。整个斯大林时期，苏联农业人均产量还不及1911年的斯托雷平时期。
农民再次成为牺牲品，甚至于说，受到了欺骗。他们支持革命，希望获得土地与自由，但新政权成立后，他们一无所获。
1928年到1934年，整个苏联大地谷物的总收成下降了8％，可是，国家的收购量却增加了150％！也就是说，明明收成锐减，国家拿去的反而更多。
1932年，苏联爆发史上最大规模的大饥荒，乌克兰有超过500万人饿死。
乌克兰人咬定，这次饥荒，是斯大林实施种族灭绝的阴谋
农业可以说是全面的失败。集体化对农民积极性的打击，是这种失败的主要原因。集约化种植造成的农业短板，伴随着苏联整个生命周期，直到七八十年代还在发生粮食歉收。
那么，回望历史，苏联的五年计划是横空出世的吗？远远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本质是沿袭沙俄自上而下的专制主义传统，19世纪后期的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也热衷于制定国家发展计划。五年计划，不过是这种国家政策的极端演化。
集体农庄、农业反哺工业，可以看作是农村公社制、加重农奴剥削的传统延续。五年计划所造成的城乡差异大、工业与农业的失衡、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分化，这些问题在沙俄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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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四世的继承者斯大林的大清洗，与他的五年计划一样有名。五年计划需要在强有力的专制统治下才能进行。斯大林便以各种罪名实施暗杀、处决与流放的大清洗。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34年中央委员会成员80%被杀害，280万党员中有100万倍逮捕；1936-1938年有72.4万人被处决。大清洗之后，老布尔什维克所占比重从1934年的80%锐减至1938年的20%。
清除异己，整个政治系统听命于斯大林一人，绝对的个人独裁建立起来了，党内的民主集中制自然也形同虚设。
很多人有个误解，以为斯大林开大清洗之先河。其实，伊凡四世才是俄国大清洗的祖师爷，他创立特辖军，消灭异己和大贵族，从而在俄国第一次真正确立起专制制度。这种恐怖统治，也成就了他“恐怖的伊凡”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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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内忧外患随着国家发展和独裁确立，苏联加盟共和国新增5个，达到11个。从统治者角度讲，这也是一种领土扩张，当然，这种扩张只是“收复”沙俄时期的旧领土。
1941年-1943年，德国对苏联发动了3次大规模攻击。依靠广阔的战略纵深，以及集权机制使得苏联可以迅速动员资源并适应战争的需求，苏联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过程和结局，与当年拿破仑入侵几乎一致。
苏联死亡2500余万人，为了修补战争创伤，第四个五年计划得以推出。
与前三次五年计划一样，完美完成了任务，苏联基本恢复至战前水平。最大的不同是，由于起点低、时间紧，对农民的压榨程度更深了，大大扩大了集体农庄的规模而减少了集体农庄的数量，把25万个集体农庄合并成10万个。
对比1905-1917年的国家混乱与斯大林时期，可以明显发现，集权专制天然适合俄国。1905-1917年，三位一体的集权专制体制趋于瓦解，国家动乱，民族独立，社会崩溃。斯大林建立追求一致和控制的独裁统治，一并解决了内部分裂和外敌入侵两大难题，尽管代价是民众的贫苦。
有一种东西叫宿命，这就是俄国老百姓的幸与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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跛脚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成就了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成就了德国与日本，第三次工业革命成就了苏联。
二战大大刺激了与军事相关的尖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火箭技术三大尖端成果的发明使用，直接推动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
在五年计划中，苏联集中力量发展军事技术和国防力量，自然科学研究得益于国家提供的大规模财政和组织支援，这个方针很符合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特征。
原子弹和氢弹的爆炸、人造卫星的发射，显示出苏联在军事应用科学的巨大成就。在接连错过前两次工业革命后，俄国终于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走在了世界最前列，奠定了苏联超级大国的地位。
发展军事技术，是俄国的一贯传统，直接目的并非为了追赶工业革命。“一不小心”成为超级大国，对苏联而言算是个巧合。
但偏废民用工业，为未来埋下了隐患。电子计算机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之一，但苏联在这方面是落后的，它没有互联网、民用电脑和游戏机，当以信息技术和新能源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70年代到来时，苏联与西方的差距就此拉大了。这就是80年代苏联走向没落的历史依据。
所以，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仅存在于第三次与第四次工业革命之间的50-70年代。而且，其地位来源于原子能和航天技术的大科技实力，在其他领域处于落后地位，它的科技缺乏系统性与实用性，偏科很严重。
苏联重建了俄国的专制体系，也打破了沙俄原有的社会结构。
沙皇-贵族-农民，沙皇联合贵族，共同剥削农民，是沙俄的基本政治结构。
苏联实行全面国有化，相当于旧社会大小贵族的上层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几乎消失。这就需要重新构建政府与民众的中间层。
苏共是苏联的唯一合法执政机构，其做法就是试图把所有精英人士吸收到党内，打造出“高层—精英—民众”的金字塔权力结构，高层通过控制物质生产和灌输意识形态牢牢控制住精英，二者联合压榨底层，从而维持社会稳定。
成为党员，就可以打开许多大门，成为地位与名望的最大标记，成了苏联的“自己人”。随着时间推移，党员的精英阶层享受的好处逐渐增加，他们有特供商店、有更好的医疗和住房。
我们把党员精英类比沙俄时期的贵族，就能发现，它的社会结构换汤不换药。权力给予的经济特权，取代世袭给予的封地，通过打造党员精英阶层这一“新阶级”，取代贵族，成为体制的坚定拥护者。
1917年，苏共党员人数2.5万人，20年代超过100万人，30年代达到400万。到了60年代超过1000万，80年代接近2000万。官僚特权阶层急速膨胀。
在阶级流动性上，苏共是无产阶级政党，工人自然受益最多。工人被安排在重要岗位上，在上学和就业上有优先权，工人社会地位向上跃迁是苏联阶级流动的主要现象。尽管人数不多，但相比沙俄时期那种停滞的社会，已然有所进步。
也正因为如此，农民如潮水般涌向工人阶级。20年代，农村人口占80%以上，60年代则降到一半以下，80年代降至1/3。这种社会结构变化有工业化的经济规律使然，更多的是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冗余的工人，也是苏联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原因之一。
读到这里，我们也能明白，为什么苏联要极力防止资产阶级的渗透？资产阶级以金钱交易代替权力交换，打破了“高层—精英—民众”自上而下的社会权力结构，也“腐蚀”了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挑战现有秩序的稳定。尽管它是经济规律和人性使然，但也是苏联十分警惕的。
苏联奉行阶级斗争为纲，内在原因就是打掉这种体制外的力量，维护现有的权力秩序。其本质与西欧封建王朝打压资产阶级是一样的。
在沙俄历史上，彼得大帝改革奠定了俄国的基本特征，然后包括叶卡捷琳娜大帝在内的四位女皇、尼古拉一世停止改革，醉心于旧制度，沙俄错过第一次工业革命。亚历山大二世被迫进行农奴制改革后，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停止改革，醉心于旧制度，沙俄错过第二次工业革命。
苏俄成立后，斯大林奠定苏联体制，赫鲁晓夫改革后，勃烈日耶夫停止改革，沉迷于斯大林体制，世界变化日新月异，苏联停滞了整整二十年。
正如马克吐温所说：历史不会重演，但总会惊人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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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的全面微调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战略决策是，把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要求放在第二位，只给予低标准的满足，以便最大限度地集中人力物力资源把国家高速建成社会主义强国。
斯大林政策将苏联资源利用到极致，赫鲁晓夫在现有框架下很难有进一步发展苏联的空间，于是在1953年开始对现有的僵化体制进行了全方位的小幅改革。
他最有名的就是农业改革，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举措。农民生活艰难，农业短板是苏联乃至整个俄国历史的“阿喀琉斯之踵”。1952年农业产量仅比1928年增长6%，可见农业问题的严重性。
他提出垦荒和种植玉米。新增4000万公顷的土地，粮食问题大大缓解。但由于自然环境差，“玉米运动”失败了。
赫鲁晓夫的绰号是“玉米晓夫”
苏联政府取消集体农庄对国家的义务交售制，把它改为农产品采购制，并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农民收入得到较大改善。
苏联农业终于取得了较快增长，但由于没有改革农业集体所有制，农民积极性没有得到释放，农业生产率低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政治上，取消了特供制度、领导终身制，平反冤假错案，为2000万人恢复名誉，并回归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
文化上，进行“解冻”，允许批评，消除个人崇拜。
军事上，裁军300多万人，这也引起了军队的极大不满。
值得一提的是，赫鲁晓夫为解决人民住房匮乏的问题，新建住房，免费入住，让1/4（约5400万）的苏联人住进了新居。令当下的中国人羡慕不已。
五层的赫鲁晓夫楼，被戏称为火柴盒
赫鲁晓夫在位11年，改革11年，从1953年到1964年苏联的农业产值增长了70％，工业产值增长了1.8倍，更重要的是，他为僵化死板的苏联社会注入了一丝“自由化”气息，也被称为第一个真正考虑民众的领导人。
“赫鲁晓夫当政时，日子确实比斯大林时代过得轻松。”——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的政敌
但他的改革停留在细枝末节的政策层面，没有碰触制度层面。其改革没有明确的方向和理论指导，只是对原有体制的小修小补。
尽管有着较大的局限性，但毕竟是进步的，却也因此触犯了既得利益者。斯大林时代的官僚体制已经比较健全了，这些特权阶层几乎把控了苏联所有的经济命脉。当赫鲁晓夫在60年代明确表示“可以适当地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时，他们就万分警惕。
1964年，趁赫鲁晓夫在黑海度假之际，他的亲信发动政变，赫鲁晓夫被迫退休。
“你们这么做就证明我成功了！在斯大林时期，不会有人敢于反对最高领导人。至少这证明我将民主带到了苏联！”——赫鲁晓夫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我们不能苛求赫鲁晓夫做得更多。理想的改革是渐进式的，进一步的突破只能留给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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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心痛的停滞大家都知道，勃烈日耶夫是赫鲁晓夫的继任者，但他并不是最有资格的。政变参与者中，苏斯洛夫和谢列平最有威望，为避免党内分裂，便选择了折衷的勃烈日耶夫。
与18世纪依靠宫廷政变上位的女皇一样，勃烈日耶夫极力拉拢既得利益者，巩固自身权力。实行与赫鲁晓夫不同得基调来统治：要稳定而非改变，要秩序而非改革。
他首先提出“信任干部”的口号，竭力扩大官僚特权和领导终身制，政治体制陷入停滞和官员老龄化。
经济上，坚持“发展重工业，过去和现在都是苏联经济政策的不变原则”，85%以上的工业投资用于发展重工业，对农业投入大大减少。
文化上，结束“解冻”，禁止批评，克格勃的权力快速增长。
军事上，穷兵黩武，军费从1965年的326亿卢布增加到1981年的1550亿卢布，每年的军费开支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14%（是美国2倍），约占财政支出的1/3以上。
如此恐怖的军事力量，存在于一个专制国家，这是人类文明的一大威胁
勃烈日耶夫撤销了赫鲁晓夫的绝大部分改革，重新回到了斯大林时期。他如同沙俄的尼古拉一世一样，在专制制度下守了18年，几乎什么也没有做。
完美继承了斯大林时期的弊端。苏联的GDP保持世界第二，但苏联军事和工业的增长与人们消费品短缺并驾齐驱，农业短板愈加明显，经济活力逐渐下降。五年计划不断下调目标，而且几乎每个领域都达不到预期。。
最值得注意的是，勃烈日耶夫时代最大的失败就是农业。1972年和1975年出现粮食歉收，1979-1982更是连续四年歉收，这成为苏联经济变化的转折点。
面对利益阶层不断扩大的特权和民众的日益困苦，依靠大量出口的石油和天然气，勃烈日耶夫提供广泛的福利来安抚和满足民众。但是，这种治标不治本、寅吃卯粮的低劣方法注定不能长久，随着石油收入大幅下滑、经济越来越困难，福利制度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
现在网上有不少人羡慕和吹嘘苏联那个时候的福利，却又对委内瑞拉的高福利嗤之以鼻，其实，这两者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勃烈日耶夫只是试图用表面措施和快速见效的方法来解决长期存在的问题，只顾眼前稳定而不考虑国家长远发展。
1982年勃烈日耶夫去世，苏联进入两年的“病夫治国”时期，两任领导人都是老态龙钟而且病入膏肓，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利益集团就喜欢这样的领导人，越平庸越老身体越不好就越有利于他们控制和浑水摸鱼。
1965-1985年，整整二十年，苏联几乎没有任何进步的改革计划，社会按照制度惯性发展着，经济增长依赖能源出口，政治宽松和民生发展停滞不前，国家地位全靠军事和重工业死撑，官商不分、财长变行长，局长变CEO，专制体制积累的弊端越来越严重。吃完老本后，留给了戈尔巴乔夫一个烂摊子。
专制体制下的国家发展，依赖于自上而下的资源调配和粗放型的人口红利，无法激发生产积极性和经济活力，当国家潜力耗尽、经济达到天花板时，它无法将国家带到另一个高度。
到了80年代，国家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农业现状和产品质量令人沮丧，科技落后世界水平，民众生活出现普遍倒退，对政府和社会主义的信心出现动摇。
所谓不进则退，资本主义国家在七八十年代迎来以信息技术和新能源为核心的高科技革命，生产力大发展，在制度上以新自由主义取代福利主义，倡导市场化和全球化，彻底摆脱滞胀。
在专制体制纹丝不动的情况下，经济被“小国”日本超越，军事陷入阿富汗泥潭，此消彼长，人心浮动，苏共的执政合法性所剩无几。它亟需一场大改革。
关于戈尔巴乔夫的是非功过，众说纷纭，足够出一本书。
“世界的英雄、俄罗斯的弃儿。”这是俄罗斯媒体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俄罗斯民间多数人对戈尔巴乔夫表示漠不关心，而俄罗斯的当政者普京、梅德韦杰夫却对他给予了高度评价。
“戈尔巴乔夫是俄罗斯民主奠基人、开拓者！”——普京
小编仅从改革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苏联问题的本质在于经济，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差距，已经无法掩盖了，让人们产生了一种幻灭感。
苏联需要一场全面重大的经济改革，打破现有体制，才能重新起飞。但是，官僚阶层已经控制了国家经济，铁板一块。面对这种改革困境，1985年上位的戈尔巴乔夫，始终找不到应对之法。
他的改革与赫鲁晓夫一样，没有指导方针和长远规划，着眼于解决眼前的问题，急病乱投医，没有条理，难以形成新的利益阶层。与赫鲁晓夫不一样的是，苏联的经济在旧体制下已经没有增长空间，他没有退路。
刚开始，戈尔巴乔夫仍寄希望于计划经济旧体制，制定了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核心仍是重工业。这种侥幸心理自然不会有效果。
然后在1987年，开始国企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激发生产积极性。官僚经济早已渗入苏联肌体，不是一纸行政命令就能解决的。
他又将改革重点放到政治领域。1988年，实施“开放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放开舆论，奉行开明专制。
尽管初衷是好的，但所有这些改革几乎都没有效果，它无法改变畸形的经济结构，经济持续恶化，物价攀升，没有任何人从中受益，人群中弥漫着绝望情绪。
随着经济衰退和中央权威的下滑，阿拉木图事件、第比利斯事件、立陶宛独立，内部分裂的历史又重演了。当初加盟就是为了抱团取暖，当无利可图时，散伙就是个自然而然的事。
我们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国家，做出了很大努力，在现有框架下极力腾挪，使国家摆脱停滞状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几十年的弊端，不是修修补补就能解决的。
1990年，眼看着国家滑入深渊，戈尔巴乔夫孤注一掷，由社会主义改革过渡到激进的资本主义改革。政治上实行多党制和总统制、取消苏共的法定执政地位，经济上向市场经济过渡，文化上开放言论自由。
毫无疑问，这个改革计划是进步的、顺应民意的，这在一次公投中体现得最为明显：1991年3月，76.4%的苏联公民赞同保留联盟。人们对这个国家仍然充满希望，改革若成功，将开创一个新时代。
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触动了整个保守派的根本利益，工人阶级的长期虚弱又无法为改革保驾护航。经济止不住地下滑。
1991年，趁戈尔巴乔夫度假之际，保守派发动政变，废除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人职位，为挽救旧体制作垂死挣扎，史称“八一九事件”。与赫鲁晓夫被迫退休如出一辙。
但是，旧体制彻底丧失民心，老百姓早就不站在他们这边了。军队倒戈，浩浩荡荡五万民众，聚集到政府大楼白宫，要求还政于戈尔巴乔夫，取消政变者的所有决议。三天后政变宣告失败。
叶利钦跳上坦克宣读《告全民书》，抵制政变
“八一九政变”基本上粉碎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所有努力，保守派与改革派相继失势，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俘获了老百姓的心。
我们无法确认叶利钦当时的行为是不是投机，但当他站在坦克上时，军队不仅没人上去逮捕他，还纷纷倒向叶利钦。当戈尔巴乔夫出现在白宫时，人们高呼下台。当他逼迫戈尔巴乔夫签订停止苏共活动的命令时，人们一片欢呼。
戈尔巴乔夫无力回天
后面的事情经过大家就耳熟能详了。随着经济负增长和中央权威消失，如多米诺效应般，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苏联迅速解体。
当宣布苏联解体时，社会上没有动荡、没有打砸、没有游行示威，人们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人们或许觉得突然、可惜，但从未想过对之表示抗议。
有很多人将苏联解体归因于戈尔巴乔夫的无能、叶利钦的挖墙脚，但背后的真正力量是广大的人民。布尔什维克的轻松上位，是人民选择了支持它。苏联迅速解体，是人民选择了抛弃它，人民对这个政权已彻底失望，不愿再给它机会，这种失望与一战时的沙俄并无二致。
而叶利钦的所为，不过是迎合了大部分人的想法，顺水推舟。他越顺利，就越能说明旧制度的腐朽没落，这与他的能力和手腕无关。他不过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没有叶利钦，也会有赵利钦、王利钦。
而戈尔巴乔夫，其实和明朝的崇祯皇帝很像，他们都想拯救这个国家，并且也付出了很大的精力，做出了很多的尝试。但是国家病入膏肓，在历史大势面前，他们的个人所为太过微弱，抵挡不住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最终落了个身败名裂，成为悲情英雄。
2018年，在俄罗斯73周年阅兵仪式上，戈尔巴乔夫潸然泪下
叶利钦深信共产主义是失败的，他迫切希望改革，引入市场经济、多党制和个人自由，将俄罗斯变成一个西式文明国家。
为了摧毁社会主义经济，他引入休克疗法，废除各种价格控制和国家补贴，实行私有化。从而创造一个能自我维系的市场系统。
但他激进的改革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私营企业迅速发展，琳琅满目的商品出现在俄罗斯；另一方面，国家虚弱，社会两极分化，GDP大幅下滑，通货膨胀高企。
其根源就出在他的激进改革忽略了首先要建立有效的市场制度，私有化成为旧官僚和国际大鳄的饕餮盛宴，政府和民众一无所获。在这里我们不禁要对朱镕基主导的国企改革敬佩不已，以铁腕手段的“抓大放小”实现了经济的平稳过渡。
到叶利钦执政后期，又开始强调社会稳定和追求中央权力的增长，放缓改革。
他没有像斯大林那样，为国家奠定一套基本制度，反而带来了无所适从。俄罗斯在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政府和民众都没有获得更多。
这种西式与传统、秩序与自由、普世价值与民族主义自相矛盾的思维，构成了俄罗斯的“二重性质”：一个倾向于管理的前苏联，一个倾向于吸收西方规范的后苏联，这种传统二分法在普京的“国家越强大，个人越自由”的矛盾言论中不断得到体现。
普京摒除意识形态的束缚，奉行实用主义，试图走出“第三条道路”：将自由派个人主义与国家集体主义的价值观结合起来。他不断强调俄罗斯属于西方，但也坦率警告不要“盲目追求外国模式”。
结果是，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和文化上，俄罗斯都在成为一个双重国家。直到现在，俄罗斯依然在小心翼翼地摸索和塑造出一条稳定而独特的发展道路，尽管充满了不明朗，但这种混合模式正日益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至少21世纪之后的俄罗斯，在各方面都比90年代进步了。
这种更新但仍然脆弱而混乱的信心，与随之相伴的矛盾和不确定一道，决定着俄罗斯的历史走向。
其实，俄罗斯与一个东方大国在做同样的事：如何去实现专制传统与西方文明的无缝对接？目前来看，那个东方大国走在了前面，但正如朱镕基在一次演讲中所提到的：任何时候都不要小看了俄罗斯这个国家。
苏联将俄国的专制传统发展到极致，带来了国家的巅峰时刻，同时也阻塞了国家进一步发展的空间。除了推倒重来，它似乎没有第二条路。
当我们对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赞赏有加和顶礼膜拜时，不应该忽视了广大工人和农民的负重前行和巨大牺牲。
当欧美的强大能为人类带来最先进的文明时，我们也应该思考苏联的称霸为人类留下了什么？是东西方的瑟瑟发抖，还是解放了无产阶级？是大规模核武器还是马克思主义？
回望过去，对于苏联解体，有一句俄罗斯家喻户晓的话：
“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就是没有良心；试图恢复过去的苏联，就是没有头脑！”
在如今的俄罗斯民调中，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回到苏联时代。
苏联模式已经落伍，它的解体不是历史倒退。连俄罗斯人自己都不觉得惋惜，倒是国内很多人为之可惜，仿佛俄罗斯倒了大霉似的，这就不知道是何居心了。
战斗民族彷徨记——不进则退的改革
千年等一回，中国国运的三次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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